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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关送来的外宾行李,哪有检查的道理”,临了还朝关愚谦调皮地挤了挤眼睛。殊不知,此时的关愚谦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赌的就是小金不会开箱检查。第二道关卡是把护照交给边防警察,如果是关愚谦熟悉的老刘值班,他一打开护照,肯定立刻就会认出护照上的照片是关愚谦。碰巧那天当值的是个新来的年轻边防警察,从未和关愚谦打过照面,关愚谦把护照交给他后,从容地起身到了地下室的厕所,脱下制服,塞到抽水马桶上端的水箱后头,掏出早就准备好的花领带,熟练地打上。不一会,从隔间里走出来的,俨然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戴着黑框眼镜,还挂着一个在北京防风沙常用的防尘口罩的“外国绅士”。 一个足以容纳百人的外宾候机室只坐着关愚谦一个“外宾”,还是个假洋鬼子,诡异的气氛让看似沉着的关愚谦几近窒息。一直等到起飞前十分钟,那个新来的边防警还没把护照还给他,关愚谦快崩溃了。莫非是在护照上发现了疑点?关愚谦坦率地说:“我当时已经想好了,只要一发现有军警围过来,我就故意往出口跑,这样军警会当场向我开枪,起码能死个痛快,不用没日没夜地被拷问。” 就在这时,一位边防警向他走来。关愚谦看清楚来人的长相后,心里叫苦不迭,因为来人居然不是刚才那位新来的边境警察,而是和他经常拍肩膀开玩笑的熟人老刘!老刘直直走过来,吓傻了的关愚谦动弹不得,只能眼睁睁看着老刘翻到护照中有照片的一页。关愚谦心里一凉“这下前功尽弃了”。 直到老刘用英文问关愚谦这是不是他的护照时,关愚谦才慢慢恢复淡定。老刘竟然没认出他来,要不然也不会用英语和他对话了!关愚谦竭尽全力克制住声音的颤抖,镇定自若地用英语回答了老刘的问题。关愚谦再一次化险为夷。现在就剩登机这临门一脚了。三个登机口的门边,都有两个女服务员把守着,她们边查验旅客的护照和机票,边礼貌地说着“你好”,“再见”。这些女孩子,关愚谦几乎都认识。每次来送外宾时,关愚谦都和她们开玩笑,互相逗几句。只要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认出关愚谦来,叫一声“小关”,这场戏就算演砸了。关愚谦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又不敢硬闯,也不能原地赖着,正踌躇不前半步半步往前蹭之际,广播响了:“有首长到了,所有工作人员立即到二号门夹道欢迎!”,女服务员们一撤,关愚谦就瞅准这个机会,迅速穿过无人把守的登机口,跑上了停机坪上一架苏联造的小型客机舷梯。 飞机离开中国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此时,关愚谦却觉得眼前愈发敞亮,他几乎忍不住要放声高喊:我终于自由了! 此后几十年,每当关愚谦午夜梦回想起那次惊心动魄的逃亡时,他都觉得那是一个纯粹的奇迹,绝对的奇迹,“我甚至怀疑,边防警察老刘是不是故意放走了我。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在机场重逢,我很认真地问过他,他否认了。所以,我只能将这一切归功于不可捉摸的命运。” 在埃及监狱一关就是一年 西园寺一晃的护照上有法国和埃及的签证,关愚谦凭着自己多年的外事经验,明智地选择飞埃及,因为当时埃及和中国尚未建交,不存在遣返的问题(而法国当时已经和中国建交,极有可能落地即被遣返)。在飞往埃及开罗的飞机上,狂喜过后的关愚谦才开始意识到,他的“人间蒸发”将给家人带来一场多么万劫不复的灾难,关愚谦不能自抑地为家人担忧起来。即使是对在他挨批流放时选择落井下石揭发丈夫,写丈夫大字报、要求离婚的妻子美珍,“叛国者”老婆这个致命的头衔也似乎惩罚得过重了。还有哥哥、姐姐、慈母幼子和此时已是自身难保的高官父亲,关愚谦一想到“株连九族”就心如刀割,忍不住失声痛哭。邻座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乘客和声细语地安慰起身旁这个怪人。关愚谦坦承自己是从中国逃出来的,这位捷克斯洛伐克的商人和同机的伙伴听说关愚谦连从机场搭车到开罗市中心的钱都没有,决定帮助这个可怜的年轻人。落地后,他们把关愚谦带到了苏联大使馆,委托一位苏联作家接待了他。苏联作家听说了关愚谦的遭遇后,深表同情,因为苏联的知识分子也同样经历着明珠蒙尘,虎落平阳。苏联作家给关愚谦安排了一家旅馆,还给了一笔够他花费十几天的埃及钱币。 兜里有了钱,关愚谦心里才稍稍安定了点,但没想到,第二天,埃及警察就找到了他。原来苏联大使馆向中国大使馆透露了关愚谦的行踪,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红卫兵”已经开始四处搜寻关愚谦的藏身之处。埃及警察得知消息后,抢在“红卫兵”之前要把关愚谦带走。关愚谦一听说“红卫兵”要来,犹如惊弓之鸟,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匆忙跟着埃及警察走了。 尽管帮助关愚谦避免了押解回国受审的灾难,但是埃及政府不愿意因关愚谦一个小人物把两国关系闹僵,所以他们决定将关愚谦送到一个所谓的既安全可靠又鲜为人知的地方。但关愚谦万万没想到这个安全可靠的落脚点竟是埃及最大的监狱,而收押他的名目是非法入境,这一关就是一年多。 就在关愚谦以为出狱遥遥无期而心生绝望时,转机突如其来。埃及当局通知他,中国正式放弃递解他回国,埃及当局打算将他送往第三国,首选是美国。但关愚谦不假思索地拒绝了。在关愚谦心中,自己虽身背“叛国者”罪名,但骨子里是爱国的,且他这一代人心里已根深蒂固被植入了中美敌对的观念,纵是背井离乡也不能有任何反对中国的举动。这是关愚谦给自己定下的底线。关愚谦对南都记者说:“马思聪一到了美国就召开什么新闻发布会,四处宣告自己脱离了中国。这点让我很看不起他。虽然当年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蒙难,只有我和他逃了出来,但他不爱国!我一点都不和他惺惺相惜。” 关愚谦想去政治上中立、不与中国敌对的国家。他先后见了瑞士、瑞典、奥地利、加拿大的大使馆官员,回复却大同小异:很愿意帮助他,但是为了避免引起外交争端,无法接纳他。 等了五个多月,仍然没有理想中的国家愿意接收关愚谦。此时的沮丧已经无以复加,关愚谦甚至动了厚着脸皮回中国的念头,哪怕回去后等待他的是枪子儿。万念俱灰之际,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这个宠儿,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即西德)同意他暂时滞留。 守得云开见月明,悬在半空的关愚谦终于时来运转,嗅到一丝自由的气息,够着地了。 1 2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99.9%的概率是死路一条,被边防警察开枪打死,只有0.1%的可能性侥幸过关。”关愚谦说。骗过财务、瞒过民航、蒙过海关,太多的巧合促成了这0.1%的奇迹。关愚谦竟然大摇大摆坐着飞机跨出国门。登上汉堡大学讲台 关愚谦最先到达了德国的明斯特市,第一份工作是为亚洲研究所写书,德国学者对中国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兴趣甚浓,邀请关愚谦撰写一本关于“文革”的书。这份报酬颇丰的工作化解了关愚谦初来乍到囊中羞涩的窘迫。但由于关愚谦不懂德语,亚洲研究所并未考虑长期聘用他,所以书稿完成后关愚谦就失业了。为了生存,不惑之年的关愚谦不得不去码头扛钢筋,去亚洲饭馆端盘子。相比体能上的挑战,让文弱书生关愚谦更难以忍受的是思乡的煎熬,每到此时,他都会用母亲送之作为生日礼物的小提琴拉一曲自己改编过的《二泉映月》,回不去的故乡成了他心口的明月光,可望而不可及。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关愚谦意识到自己不能这么浑浑噩噩蹉跎下去了。他想攻克德语,想进入大学学习。但是一位大学教授告诉他,在德国,必须有相应的学历证明才能申请大学。关愚谦仓促出逃,根本没带任何学历证书,在国内学的也是俄语,英语只是凑合能说说而已。就在这时,他偶遇到委托他写书的德国学者,才知道研究所的其他中国学者阅读过他的书稿后,对它评价不高,因为错字连篇,文字不通顺。德国学者指点他去拜访汉堡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的华裔教授刘茂才,请他指教改进。对自己的文笔颇有自信的关愚谦纳闷不已,次日就迫不及待地捧着书稿来到了汉堡大学。纯粹去为自己心血之作打抱不平的关愚谦根本没想到,他敲开了汉堡大学哲学大楼702的房门,也为自己的人生敲开了一道崭新的大门。刘茂才教授一看他书稿上画出来的错别字标记,立刻宽慰关愚谦,因为研究所的其他中国学者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出国的,不懂关愚谦写的简体字,所以误认为是错别字。这让关愚谦长吁了一口气。在花了一个星期细细读完关愚谦的书稿后,刘教授特意邀请他来家里吃饺子并对书稿很是赞赏,沉冤得雪的感觉恢复了些许关愚谦的自信。关愚谦鼓起勇气谈了自己想读大学却苦于没有教授出学历证明的事,刘教授立马答应替他出具证明。 就这样,关愚谦进入了汉堡大学学习语言学。就在他一边打工一边学习时,刘教授替他介绍了一个中国语言文化系的教员职位,教授大学二年级的中文课,虽然薪水不高,但只要关愚谦在两年内拿到硕士学位,就可以申请正式讲师的位置,这也就意味着未来的生活有保障了。 刚进大学,就能同时登上大学讲台授课,这让关愚谦受宠若惊,更感恩刘教授的赏识,他下定决心要兢兢业业上好每一节课,不辜负伯乐的举荐。结合自己学俄语时的经验教训,关愚谦尽量用学生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教学,比如用简单的中文改编童话和民间故事,教他们唱中国民歌等等,这些活泼的手段取得了极佳的效果,学生们都十分喜爱这位中国教师。两年后关愚谦拿到了硕士学位,但学校却推诿高教局不批讲师编制,不让他申请正式讲师。关愚谦的学生们为了帮他争取一个讲师职位,自发组织了罢课行为,惊动了汉堡市市长,最后高教局迫于舆论压力同意特批一个讲师编制,并且跳过登报和征聘公开选拔的程序,直接让关愚谦入职。 一个“黑户”的异国之恋 关愚谦异乡漂泊的流亡生涯,终迎来了苦尽甘来的迹象。不仅名正言顺地登上了汉堡大学的讲台,缺位多年的爱情也不期而至。海珮春是地地道道的德国姑娘,在关愚谦之前,海珮春只在电视上见过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总是穿蓝色的衣服,德国人把中国人比喻为蓝衣服的蚂蚁,老土、保守是当时对中国人最常见的评价。所以海珮春在舞会上第一次见到关愚谦时,惊为天人。因为关愚谦穿着黑色的裤子和白色的毛衣,人到中年却有一头乌黑的头发,而且舞竟然跳得比她还好,他会拉小提琴、弹钢琴,对西方的文学也懂得很多,这让未满20岁的海珮春,情窦初开,一下子对这个出类拔萃的中国人产生了强烈的好感。海珮春是个执着的姑娘,一眼认定了关愚谦后,没多久,就主动邀请他参加她家的平安夜晚餐,把他介绍给全家人认识。嫁给中国人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关愚谦还是个无国籍人士,前途未卜,说不定明天就会被赶出德国(入境时德国政府只是允诺他暂时居留)。尽管家人不看好,但海珮春还是铁了心要跟关愚谦。 1977年,关愚谦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一天,一位过去在北京的老邻居到德国出差,辗转找到了关愚谦的电话,告诉他说,在他出走后不久,他的母亲、儿子小新、妻子美珍都被迫离开了家,美珍和他单方面办理了离婚手续。 海珮春得知关愚谦已无婚姻的羁绊后,消弭了最后的顾虑,她迫不及待地想和关愚谦正式确定婚姻关系。但是关愚谦在德国属于无国籍人士,没有出生证明,没有未婚或离婚证明,没有护照,是个彻头彻尾的黑户。根本无法办理结婚手续。海珮春的失落可想而知。没多久,他们去香港旅游。在香港街头,海珮春眼尖地看到了婚姻注册处,她立即拉着关愚谦进去碰碰运气。让她大喜过望的是,这里竟然可以为外国人办理婚姻登记手续,而且需要的材料没有德国那么严苛。这段异国情缘终在香港修成正果。 尽管是老少恋,但相识40年以来,两人恩爱有加。关愚谦告诉南都记者:“我最喜欢佩春的地方是她的慷慨,我们从未因为金钱的事而红过一次脸。”。因为关愚谦好客,他家永远是宾客盈门,关愚谦的学生没有一个没来过他家茶话会的,改革开放以后又多了一拨拨从中国来德国考察的各路人马。点心、水果、咖啡、时不时的留餐,在关家呈流水席式的常态。对此,海珮春毫无怨言。当南都记者夸她这么多年为关愚谦所做的“接待工作”很多中国媳妇都做不到时,海珮春谦虚地笑笑:“我当然希望我们不要老被打扰,但朋友对他很重要,也是最好的药方,可解他对祖国的相思之苦。而且,来我们家拜访的基本都是学者名人,跟他们谈话我能学到很多中国的文化和知识。”海珮春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持续燃烧了几十年。自从和关愚谦在一起后,海珮春就认认真真地学起了中文,还进入汉堡大学的汉学系。如今,中文的听说读写对她来说已是小菜一碟,甚至中医针灸,海珮春都知之甚多。 “叛国者”归来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到汉堡大学访问,关愚谦被邀请去参加欢迎宴会。让关愚谦欣喜若狂的是,代表团的领队是他父亲的老战友,他忙让这位世伯给他的家人带去了口讯。出逃十载,关愚谦终于在 北京pk拾送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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